麦田的颜色

(Bratislava, Slovakia)
我有两个偶像， 白开水和琪子。 开水是个诗人，也是我在生活中经常有机会见到的好朋友； 而琪子， 我一直理解是一个写随笔的高手。 去新奥尔良， 就是因为她的文章而起。 一段日子， 脑子里总萦绕了St James Infirmary的词， 直到在留存堂听到了这首著名的JAZZ之后，才算了了一段心事。今天在MSN上遇到她， 她传给我一段MP3， 居然是我没听到过的这首歌的一个清唱版本。
耳机里传来的是抑扬顿挫，略有沙哑的歌声，和留存堂的版本各擅胜场。 闭了眼陶醉。录音的质量不是很好， 能听见背景中的沙沙声，好像那种用手摇的老式唱机的噪音。歌手唱到，so cold, so sweet, so fair。 let her go, let go, God bless her, 一辆汽车从背景中驶过，让我想起留存堂里混混暗的灯光和爵士手在破旧的地板上微微晃着，点着拍子的黑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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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已终，摘下耳机，问琪子， 这是谁唱的。 她的回答吓了我一跳： 我自己。
不敢独享，连接在这里， 供各位热爱JAZZ的朋友一起欣赏了。 也同时把琪子的新奥尔良文章转在这里。 听完她的歌声， 再看这文章， 尤其是刚开篇的那一段， 才知道她写的文字是有切实的感受的。
St James Infirmary by 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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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奥尔良去(一） 琪子
有一段时间万事不顺，我整天坐在电脑前发呆，神情恍惚的四处瞎转。那时候我对女友说，等哪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到新奥尔良去，在一个破落的小酒吧里，当一个歌手。每天晚上七点起床，爬到酒吧，依着腐朽的钢琴，蓬着头发捧着麦克风，呓呓喔喔有一搭没一搭的唱着小曲儿，落场了就坐在吧旁一点一点抿着我的威士忌，谗笑着吸着烟，在新奥尔良潮湿的空气里慢慢腐烂。
新奥尔良的一切都在发烂。那年的九月我穿着黑色的长裙，带着闪亮的项圈，踱步在灯红酒绿的法区。身旁的人们手里拿着酒瓶和珠子，街道两旁旅店的露台上围着一团团喝高了的人群，时不时有女孩子在旁人的哄闹下放下酒瓶，撩起上衣，向众人展示她们环肥燕瘦的乳房，然后楼上楼下的珠子就像雨一样落下来。也有缩在屋檐下黑暗里的，占着最好的位置，把一切看的清清楚楚，跟着哄闹，却不抛珠子。女孩子们一向都很享受这种注目。有一个带着牛仔帽的，穿着白色紧身上衣，一路闹着撩过来，到我跟前的时候脖子上的彩色珠子也就积了一大串了，笑颜如花。我驻了一驻，就走开了。撩起上衣可以，但要我弯下腰去捡珠子，那是绝对不干的。
那几天，我最心爱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留存堂的爵士演出。其实在新奥尔亮这个爵士和蓝调的诞生地，有很多其他的去处，比如说，House of Blues。留存堂（Preservation Hall）不是唯一的老字牌，但我第一次去就爱上了它，从此就打消了到别处去的意念，每晚准时跑到那里等候演出的开始。那是一间破旧的老屋子，墙上的画报卷着边泛着黄，角落里一个长了锈的老风扇克郎克郎的转着，屋子后面的人感觉不到一丝凉意，大家都挤在一起，拿着手中的纸片呼哧呼哧的扇着。音乐一响起来，杂声就立刻灭了，大家都专注的听着，摇着脑袋。也有照相的，闪光灯时不时一唰。我不喜欢闪光灯，所以一直等着想靠近一点，等我真的坐到乐队紧跟前的时候却害羞了，低下拍了两张乐队领班的那双擦得精光闪亮打着拍子的皮鞋，数分钟之后才敢抬起头来，拍下了坐在一旁腆着大肚子微笑的六弦琴手。这时候小号手站了起来，来了一段不紧不慢气势激昂的独奏，再坐下的时候对我笑了一笑，于是我就又不好意思了。
一曲终了，领班停下音乐来等着大家点歌，我鼓起勇气嚷到：”Saint James Infirmary”。领班想了一想，点了点头。于是，音乐又响起来，大提琴，小号，萨可丝都来了，开了个头，等领班的嗓子一开，其他的随即退下，只留下他悲伤的声音。
I went down to the St James Infirmary
Saw my baby there
She stretched out on a long white table
So cold, so sweet, so fair
Let her go, let her go, God bless her
Wherever she may be
She can look this wide world over
But she’ll never find a sweet man like me
When I die I want you to dress me in straight lace shoes
I wanna boxback coat and a Stetson hat
Put a twenty dollar gold piece on my watch chain
So the boys’ll know that I died standing flat
到新奥尔良去（二）
后来，9.11事件就发生了。街上寻欢作乐的人一下子都没了，一种诡异的冷清充斥着整个法区，大家都缩在家里旅馆里小酒吧里陪伴着心里的惊骇。世贸中心倒塌的那一天早上，我坐在旅馆的小床上，一个一个电视台换过去，试着想象那最后一刻的混乱。从驾驶仓看出去是应该是怎样的最后一幕，大楼里的人们是怎样的尖叫着纷纷逃散，那些文件怎样趁着爆炸的气流飞落天空。然而我却意识到这些都是好莱圬电影里拍出来的镜头，全部透着虚假与隔阂。最后电视里放了一个镜头，是两个人从冒烟的大楼顶携手跳下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在屏幕上他们不过是一个在灰色天空中迅速下坠的小黑点。但是看到这里我哭了。
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难道不是都一样的要人去承受。
因为9.11的缘故，所有航班都被取消。有很多人原本计划早早回家，现在统统被困在这里。我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远离法区，搬到城东一家豪华旅店，挑了个下午和一起被困的大维跑到花园区（garden district)去看老房子。
新奥尔良在美国算是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17世纪就有法籍皮毛贩子顺着密西西比河从北加拿大一路南下做买卖，在新奥尔良驻了脚。后来这里又成了美国南方和加勒比海一带著名的奴隶市场，东南西北的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当地有很多法非印混血儿，统称Creoles，再加上从北加拿大被英国人踢出领土的法国人（Cajuns），以及其他各地蜂拥而来的闲杂人等，新奥尔良就是一个五香十色的大杂烩。那时的花园区，是富人的天下，有公侯贵族从欧来访，统统进住这里的花园别墅。而如今这些旧日的豪宅大半已只剩了断壁残苑，那些精工细造的雕花铁栏生了锈爬满了青藤。昔日王侯的子孙，大半付不起翻修屋子的昂贵费用，而破烂的房子也买不了几个钱，所以这些屋子就都闲置着，渐渐被野草盖没。
间或有一两家修复好了的大房子，雍容华贵的立在花丛里，几十丈外的草坪上有附属的仆人用屋。路边的参天大树枝杈横生，屋子墙上的青藤便顺势爬了过来，里里外外的绿色连成一片，全然不顾周围竖起的砖墙。从敞开的门里，能看到走廊里的鲜花，还有一户人家的阿拉丝加雪狗，威武的坐在地上，周围燃着不灭的煤气灯，古时的君王也不过如此。我们就这样走在黄昏时分的花园区里，呼吸着湿润温柔的晚风。路上人不多，只有些遛狗的，偶尔也有一辆有轨电车隆然而过。有一个好心人居然分给我们一块太妃糖。虽然大人常常说，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糖果，但是我们还是晃晃悠悠的，捏着糖一点一点吃了起来。
90年代好莱芜拍了个电影，叫”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说的是吸血鬼的故事。里面有两个大帅哥，Tom Cruise和Brad Pitt，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Kirstin Dunst。吸血鬼有着不老的生命，用不完的金钱。他们在黑夜里披着斗篷呼啸来去，穿着华丽的衣裳参加糜烂的上层人士派对，然后在花园里阴暗的地方吸干某个倒霉鬼的鲜血，他们是黑夜的主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明白了黑暗的吸引力，想当然的明白了歌特。这本书的作者，Ann Rice，原来就住在新奥尔良的花园区。来到这里以后我也明白了她的选择，吸血鬼理丝特非此地莫属。我们按着导游书找到了她的房子，在门外徘徊了一阵，看到一辆超长礼车开了过来，司机下车开了门，屋里也有人迎了出来，最后一个老态龙钟一身黑装的胖妇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下了车，被人扶着进了屋，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吸血鬼的母后。
那天下午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我还记得在夕阳下泛着湿润光泽又盘桓扭曲的树根，还有从墙里面探出细细触须的爬藤植物，还有那些望不见尽头的镂空雕花栏杆，以及在风中微微飘逸的煤气灯火，空气中散发着鲜花和腐木混在一起挥之不去的香气。我们在新奥尔良的黄昏里悠闲的走着，并不急着往哪里去。走到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块墓地。新奥尔良建在水平线以下的低凹沼泽地里，建筑人不久就发现他们前一天埋下去的棺材，几天后就会被水托着又浮上来。为了让死者活人都安心，他们发明了地上墓地：所有的墓都是高出地面两米的石棺，一个个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象待运的箱子。在”Easy Rider”这部电影里，包罗纽曼和丹泥丝合浦为了寻找自由，骑着摩托车横跨美国，来到新奥尔良，在墓地里和姑娘们跳着舞吸白粉。然后他们披着美国国旗，在保守而落后的南部乡间叱刹而过。自由，不在新奥尔良的狂欢节游行队伍里，而在它拔地而起的石棺之中。
到新奥尔良去（三）
一直想把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篇写出来，但苦于一直静不下心来。最近心情有些低落，大概是睡眠不足的原因吧。所有心思敏感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去对付这些突如奇来的低潮，有人顺势随波逐流，有人努力往回游。从小我努力的把自己的心情和身外的事物隔离，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我压根就错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自然？人又怎可违背天性？
还是回到2001年的九月吧。大维回程的前一天，我们付了钱跟导游去沼泽地看鳄鱼。一大早有车来接，司机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士，巨大的头发，尖尖的指甲，口红眼影指甲油全部配套，各色橘红前呼后应，活脱脱一个80年代肥皂剧”朝代”里的女主角。这位女士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标准温柔南方口音，每个句子前三个词都从上个句子里后三个词开始，怀疑是导游学校训练出来的。且听她对新奥尔良的介绍：”我们家世世代代在新奥尔良居住。在新奥尔良居住的一个好处是这里美味的海鲜。这里的海鲜物美价廉。价廉价廉价廉。” 对不起，磁带卷了。
经过一间教堂的时候，钟声铛铛起响，导游女士尖呼一声，“现在是全国为911遇难者默哀祈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接下来的三分钟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大维和我都不信教，于是各自望着窗外。天空是灰色的，潮湿的热风从打开的窗子里扑面而来。那一刻有多少人正在企图为发生的某些事情作出一些解释，又有多少人成功了，我不得知。
许久，导游女士终于徐徐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刚刚紧闭双眼，为我们全国的人民做了一个长长的祷告，愿上帝保佑我们。“听了这话我顿觉毛骨悚然，大维不可置信地问：“你说你刚才紧闭双眼开了三分钟的车？”导游说：“是啊。我的爹地是一个牧师，我们从小就开始做虔诚的祷告。上帝是不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灾难降临的。”我和大维面面相觑，不知道对这种外星生物说什么好。想到那几分钟之内，我们一车人的性命都被寄托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上面，而最终大家都安然无恙，也不知是可喜可气还是可悲。
在沼泽地另有生物学家来做向导。我们松了口气，一行人上了小船，马达突突地往沼泽宽阔的河流地带开去。一路上只见两岸绿树茵茵，偶尔有一两只小乌龟爬在伸出水面的树枝上纹丝不动的晒太阳，真要仔细看才能辨别出来。行将不久，有一块长满疙瘩的黑色石头向我们迅速移动过来，待驶近一看，却是一条小鳄鱼。这时我们的导游开始向它抛棉花糖，一边解释说是它们最爱吃的东西。小鳄鱼每吃一块棉花糖，便向我们游近一些，待它到了跟前大家纷纷劈里啪啦照相。照完了相，棉花糖也没了，鳄鱼扫兴而去。据说，新奥尔良地区的鳄鱼多得到了可以捕杀的地步，附近餐馆的菜单上往往有鳄鱼的大名。我初时好奇，点了烧烤鳄鱼肉，吃到嘴里才知道傻了；鳄鱼肉很韧，一定要加水红烧或煲汤才好。以后几次学了乖，点的都是什么jambalaya（麻辣大杂烩）或gumbo（一种很稠的粥），果然不错。
我们继续前行，驶过了有着斗状根部的丝柏(cypress)树林，它们的根部肥大而稳重，露出水面上的部分才慢慢缩小成普通树干的粗细，幼苗咋一看倒象竹笋。树林边有时漂着浮萍，密密的盖住水面。有船驶来，它们被船头随意拨开，船去了，又慢慢的荡漾回来。浮萍上间或开着白色黄色的花，香不香却忘了。
水边也有住家。有的不过是一艘废旧生锈的小船，门窗落破，泥泞不清，上面有时还插着百年前南北内战时南盟的旗帜。有的住家却是正正经经的大屋，屋前有白色栏杆，孩子们的秋千，绿油油的草坪一直伸到水里。导游说，路易斯安那州这片bayou不通陆地，这里的住房，绝大多数都是居民门自己一块砖一块瓦用小船运过来，自己动手造的。发大水的时候，免不得被淹，但是淹了又会重建，生生不息。
对于沼泽地我还记得那浊黄而近乎静止的水，阳光下的灼热与水中树林里的清凉，纵横于枝杈间的蜘蛛网以及在网中静候的五花大蜘蛛，还有坐在我前面的大汉肌肉发达的臂膀，上面有着张牙舞爪的刺青，在阳光下滋滋冒油。在一个树林里我好像还记得看到了一只猫头鹰，睁大了圆圆的眼睛，站在树梢上一动不动的看着我们的小船熄了马达从它面前缓缓漂过。
下了船才感到被阳光晒得头脑晕眩，只是跟着眼前飞舞的一只色彩斑斓的大蝴蝶回到了集合点。等大伙陆续到齐后我们又爬上了车，由原来的司机女士送我们回城。路上闲聊，她给我们指出她祖母当年心爱的古董店，和她母亲常去的菜市场，言中有憾。我们问她是否还住在城中，她缓缓摇了摇头说，自从新奥尔良市选了一位黑人市长，城内的白人居民就开始了“白色大逃亡”，以示抗议。他们也跟着卖了祖屋，搬到郊外去了。The White Flight，用她软软的南方口音徐徐说来，是那么自然和优雅。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信念就这么展示在我们眼前。东西两岸的那些人所避畏的种族冲突和歧视问题，在她讲来却是天经地义。我和大维无话可说，就闭上了嘴，在沉默中返回了旅馆。
到新奥尔良去（尾声）
从沼泽地回来不久，朋友大维就急急的走了。几天来他眼看着短期内自己的航班恢复无望，于是干脆租了辆车，打算横跨美国西南部开回加州。主意打定之后他怂恿我，怎么样？一起开回去吧，看看人家西南部的印第安墨西哥和红脖子是怎么生活的。（注：红脖子(rednecks)是美国人对白人体力劳动者的戏称，其中附带的意思是：种族主义者、携带枪支者、没事瞄着空啤酒罐射击者、嚼烟草者、没文化者、小学没毕业者，等等等等。）
我想了一想说，要是我也去，那我们就开开停停，游山玩水，在大峡谷呆上两三天，起码得一个礼拜才能到加州。大维掐指一算，不划算，悻悻。
结果他被得克萨斯州到处泛滥的大蟑螂追了一路，连开三天三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湾区，一头倒下。那是后话。
所幸我的航空公司是最早恢复运行的一个。大维走后我打电话确认了第二天一早的飞机。然后我走出旅店，沿着密西西比河来到Cafe du Monde，最后一次买了他们的咖啡和甜疙瘩(beignet)。穿过马路，走进公园，在杰克逊的肖像前坐下，看着眼前奔跑的孩子和路旁等着游客生意的白色马车，听着不远处传来的小号声，吃了东西。这时天已近黄昏，我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朝法区走去。路上经过了福克纳的旧居，他来这儿的时候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在新奥尔良一年之中，出了一本书，心里又酝酿着三本。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带着南方湿润的空气，拖着发霉的行李箱，穿过我面前的昏黄的石板路，看着小巷尽头那耸立在所有雕花栏杆之上的教堂的尖尖钟楼，顺着我来时的路走向黄浊的密西西比河。
我在几条小巷中随意穿插，经过一间面具店的时候被它橱窗里的假面召唤，进去从墙上挂着的各种哭笑嗔叱的脸面中挑了一个，外面画着墨绿色的音符，描着金边，里面却是一片空白。提着面具出门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莺飞燕舞。见到欢歌笑语的男男女女，才知道这面具其实多余。
后来，我就去了留存堂，一直听到他们的最后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