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的颜色

来到美国后的第一件非生活用品是一套二手的单反相机。那时候对相机的品牌和镜头的质量没有任何概念，只知道单反相机是比较好的相机。

这是一套入门级单反，CHINON H CM-4，山寨版的佳能，却用的是PENTAX的卡口。带了从广角到标头到中长焦三个镜头，还有一个倍距。这一套相机至今依然收在我的相机柜中。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躺在在路边的旧货摊上。摊主开价100美元。以当时的收入，这是笔不小的开支，但那一瞬间，也许是命运的召唤，竟然有一种完全无法遏制的购买欲望。小跑着去银行取了那100大洋，捧着这堆宝贝回到了临时搭铺的住所，美到了天上，笑得满脸是牙。

从某种角度，来美国后不久就喜欢上摄影和我的一位师姐有关。到校报道的时候，导师告诉我，系里还有一个中国来的女孩子，并且给了我她的号码。拨通电话，简短聊天，发现她竟然是我大学时代的师姐，比我高一级，早一年到的美国。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功课很好，人也漂亮，曾经是校女排的主攻手（要知道我的大学时代，校女排是全国高校联赛冠军）。她比我运气更比我能干，在我还在姐姐家的客厅睡地铺，助学金连吃饱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她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房东，住在房东出嫁女儿的闺房里，拿一份很不错的奖学金，开一辆那时中国留学生乍舌的丰田二手跑车。最重要的事情，她也是个摄影爱好者，我记得她用美能达系列的相机，价格完全超出我想象里能承受的范围。

美女师姐对我的山寨CHINION自然是不屑一顾，但俺新欢之余，早把师姐的目光给忘到了九霄云外。我们一起出去拍过很多次照片。有一次，两人开车横过了密执安州到了大湖边上，在那儿用长焦加倍距给师姐拍了张自觉得很不错的照片。师姐也用我的相机给我拍过张照片，那时候的我头发很长，瘦得如一条麻杆。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湖边的一个小旅馆。开了一天的车，我已经累得猪头一样，倒在床上就人事不知了。

我比师姐晚入门一年，但和她同时毕业。师姐后来嫁了一个美国人，搬家去了加州。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硅谷的一次科研会议上，我去做报告，在厂家的展厅里遇到了师姐。她不再做科研，成了厂家的销售。她给我看了老公的照片，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目光炯炯。我们说起那时候的拍照旅行，她说：“谁让你倒头就睡了，错过了大好机会”。 两人抚掌大笑。后来听说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搬手指头算算，那次见面至今该有十多年了。

引子：

这辈子用过的相机几乎难以统计了，在家里有一个大壁柜，里面堆满了这些年收集的相机，镜头和各种配件。或者是因为恋旧，我经常买相机，却很少卖相机。那些用过一段日子的相机，每一架都有着和我在某段路上行走时的故事，更是宝贝一样收着，不时还会拿出来，按几下快门，在快门的脆响里发呆，想念一下她当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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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的相机里，最早的比我老了整整一代人。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年仅23岁的父亲在新加坡港告别了泪流满面的家人，独自登上了第一条开往新中国的海轮。在他随身简单的行李里，这台有折叠皮老虎的德国蔡司大概是最奢侈的东西了。在船上，父亲记录下了那些意气风发准备投身祖国建设的年轻人们。在之后的很多年，父亲用那台相机拍下了他的同学们，拍下了我的母亲，拍下了早我7年出生的姐姐，自然，也拍下了孩提时代的我。

从那相机开始，我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快门速度，光圈，120胶卷这些新鲜词。老蔡司自然是全部手动的，从估计曝光到目测距离，全部都得自己完成然后把机身上那些精细的旋钮拨来拨去。记得那相机的焦距是用英尺，那时候完全没英尺的概念，只能估计成米，然后乘三。那台相机是我摄影的启蒙机器。也许因为此，这些年一直深藏着对折叠相机的热爱，等相机包里塞满了遍布电子开关的数码相机时，折叠老相机的钟爱忽然爆发，越发的不可收拾。倒是现在习惯了英尺，遇到用米来标度的老相机，就得做除三的处理。

我记得我用那相机拍过照片，却因为时代的久远，再记不起家里无数发黄的老照片里，哪一张是我拍的。 我出生后不久，文革开始，老照片里缺少了近10年的纪录。几十年，那台老相机一直放在师大的柜子里。我们出国后，也不舍得带到美国来。于我，她和童年的记忆合一，属于老家大柜子的一个部分。几年前回去，把那相机翻出来看过，皮老虎早就脆得千疮百孔，镜头也霉到无法再成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