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的颜色

蒙特利尔的冬天，冻得脑子不再运转。忘记设定曝光参数，也忘记对焦距，一切都朦胧，好像20年前的那些故事。 如果能看清楚，就不需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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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时代，任何事情都要领导研究批准，读书学习也不例外。做事一向迂腐的我，小心把钢笔洗干净，重新吸进新买的墨水，铺开信纸，给领导们很认真地写了封信。 抬头自然是院领导和某某主任，然后罗列了一串作为一个物理系毕业生在医院工作，不懂医学，影响革命工作效率的理由。 主任接了信，一言不发，过了个把月，找到我说，小陈，你的申请我们研究过了，觉得你刚参加工作，要安心熟悉业务， 所以我们不同意你去进修。我当时就晕了， 进修，难道不是为了熟悉业务？是我的中文太差，领导看不懂，还是业务在这里有其他定义？ 不死心，我小声抗辩，我用我自己的时间， 自费去夜大学学习，不占用工作时间。 领导点点头，我明白，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你安心工作吧。
那个瞬间，从小到大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在这里熟悉业务，安心工作的想法从100%变成0。我必须离开，我只能离开。而那时，离开这个体制的唯一可能不是下海，是出国。从中学到大学，我学的是俄语。尽管曾经能流利读写老毛子语，去俄国留学，似乎是件很天方夜谭。英文，26个字母我还是认识的，尽管当年连报名卡斯比（中美联合招生公费留学）考试资格都没有，　但自费出国的门在１９８４年已经打开。唯一的障碍，就是考过ＴＯＦＥＬ　和GRE。
新概念英文成了我的圣经，重新拣起中学俄语老师的强化记忆方法（简称死记硬背），不背单词背课文。那时候正和现在的媳妇谈恋爱，居然就有这狠心， 发誓每周末见面，必须把一课课文从头到尾背出来才说别的。想和女友说话的动力还是很大的，加上当年在那医院工作的几个同届毕业生无一例外，全部在准备出国，每天下班，晚饭后，呼啸着一起去复习功课，呼啸着在自修后一起去吃馄饨宵夜。笨到家的办法，把托福考到了５８０分 （出国后，那些熟记在脑中的句子对口语交流的帮助巨大，这又是后话）。在现在，这样的TOFEL成绩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彼时，就足够让我能拿到了某学校的　Ｉ－２０和一张能让我告别体制的录取通知。
按照政府的统战政策，我属于归侨子弟，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不需要受毕业后工作多少年才能出国的限制。现实里，每个单位总有自己的土政策。 那政策也许连执行政策的人自己都不明白是什么。在带我来到这医院的导师坚持下，顶头上司这次没有给我太多麻烦就签字，离职申请到了人事科，又遇上了研究研究的领导们。时间一周周过去，开学时间一天天接近。 无可奈何，把党的红头文件规定自费复印了，和我的申请，还有另外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装订成厚厚的一本，天天等在人事科等他们讨论。终于有一天感动了领导，说，小陈阿，楼下有堆蜂窝煤，需要挪个地方，你年轻，帮了搬一下。几个小时后，灰头黑手的我接过了领导签字的“同意离职”的申请书，捆住翅膀的锁链，终于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