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的颜色

小时候生活的那排平房里，曾住过文革后官复原职几个华东师大的领导，医务科长，总务科长，和后来当上了副校长的邬学文伯伯。邬家住在平房的第一间，281号。他家的院子只有很矮的一排小树围墙，家门对面，隔开嵌着石子的土路，是另一排平房尽头的厕所和垃圾桶。我对邬伯伯基本没什么印象，大概的记忆是他那时是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有点驼背。他老婆许老师是师大二附中的数学老师，教过我姐姐，但只临时上过我几节课。戴副园框的眼睛，说话细声细气。“半个，”，她会用手在空中比划出一个想象中的半圆，“加半个”，手势移动到另外一处空中比划出另外半个想象中的圆，然后用手背推一下滑到鼻尖的眼镜， 指尖在空中划个圈，“等于一个”。

那个时代的人，自有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邬伯伯和许老师有一对儿女，哥哥叫邬许加，妹妹叫邬许和。我不敢肯定就是数学的加与和，但现在想来，一定是这意思，只是那时候的我不懂而已。妹妹和我同岁，哥哥比我高两级，也高出一个头。不知道为什么，这兄妹二人在当时不怎么受街坊小朋友的欢迎，哥哥和他父亲一样瘦瘦高高，就得了个邬恰子的绰号，人前人后，被恰子恰子地叫，虽然谁也不知道这恰子是什么意思的，但怎么听都不是好话，为此打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那时的我自然是很无能的，瘦小的肩膀上一个大脑袋，细胳膊细腿，凡是和体育有关的一切我都不行，被人欺负属于家常便饭，以至于到了长大，大人记得的都是我小时候的窝囊事。没用也罢了，却又闲得蛋疼，被人欺负，也发现恰子似乎被欺负得更多，于是壮起胆子也去叫他的绰号。邬恰子被所有的人欺负，却容不得被我欺负，于是逃不掉的我被狠狠凿了爆栗，站在当街大哭。我最好的小朋友阿三是个打架好手，但长得比我个头还矮，面对邬恰子这样的个头，显然不是对手，便大喊大叫跑去我家报告惨案。

来自天津的表哥当时住在我家里，人高马大，一口天津话，哪里容得自己的兄弟受这份气。二话不说飞奔而来，不由分说，劈脸就给恰子一个耳光。恰子站在路中间哭，哥哥然后拉着我的手回家。我满脸鼻涕眼泪，心里暗自得意，还回头偷偷看了恰子一眼。有哥哥撑腰，我自然就犯贱，这样的场景似乎发生过好几次，却从来不记得邬伯伯或者许老师为他们的孩子出头。知识分子颜面扫地的年代，没学生打上门已经是万幸，孩子被欺负自然也只能由得他们自生自灭。

前几天，和父亲母亲一起中饭，妈妈忽然说，上星期，邬学文没有了。我才知道，邬伯伯比父亲还年长一岁，同是物理系的老师和同事，更是父母的学长。再说起来，那排平房里，已经有好几位叔叔伯伯作古了。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恰子，今年该有50岁了，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小时候的那些个事情。